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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log of Juby Shu

我在涨潮的沙滩上写字


孤独的行人

《行人》是夏目漱石后期“三部曲”的第二部,张正立先生将其译为“使者”。有“漱石研究第一人”之称的小宫丰隆在《〈行人〉解说》一文中对小说的题目作了一番简单的探讨,认为将其理解为“行道之人”或“使者”都是不合适;《列子》中有“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的话,作为小说题目的“行人”,很可能就是与“归人”相对的“行人”。以读完小说后的直观感受,我也是认同这种说法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行人》是《春分之后》的续篇,须永和千代子悬而不决的婚姻问题有了结果,他们最终结为夫妻,变成了一郎和阿直。然而正如松本所言,这样的婚姻只会酝酿不幸。

一郎也像须永一样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他追求的是绝对的真,是表里如一,是非此即彼。在他的眼里,爸爸妈妈都是虚伪的人,妻子看来更是如此。但他也想要幸福,想要抓住妻子的心。在与弟弟二郎的谈话中,他提到梅雷迪斯的话:“我看到对女人的容貌心满意足的人就很羡慕;看到对女人的肉体心满意足的人也很羡慕。但无论如何,不抓住女人的灵魂即所谓精神,我是不会心满意足的。因此,我从未经历过爱情。”可是,一郎却不知道如何与妻子阿直交流,他们是思想境界迥然不同的人,永远不在一个频道上。

阿直在思想上是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在行为上却又是一个旧时代的女性,这大概就是她的虚伪之处吧。她感到丈夫是看不起自己的,因而对丈夫也很冷淡。她曾对二郎说:“像我这样的,正如父母亲手栽的盆花一样,一旦栽上就完事大吉,只要没有人来挪动就再也动弹不了啦,而且只能一动不动,直到枯死。”与对一郎的态度相反,阿直对二郎是很热情的,在和歌山的风雨之夜与二郎同宿时,她的那些话让人浮想联翩。难怪一郎会怀疑妻子与二郎的关系,并让他去试阿直的贞节。一郎甚至讲了保罗和佛兰切丝卡的故事,在他看来,妻子与弟弟的关系是更自然的,而这正是他一直追求却得不到的。只有与二郎独处时,阿直才表现出自己的本性,不必加以掩饰。

一郎的为人是很容易就懂的,他是漱石小说中一贯的知识分子形象,是苦沙弥、须永一类的人,与“前三部曲”中的三四郎等人相比,出世的愿望更为强烈。一郎是个敏感的人,他的思想超过了社会,他要求对方与自己一样,但这是不可能的,因而感到痛苦。在《春分之后》里,松本说须永必须要轻薄才能解救自己,而摆在一郎面前的路却是死、疯或入教。一郎和H君关于宗教有过一番讨论,一郎说“神就是自己”,这大概就是漱石提出的“则天去私”的境界吧。一郎真的能找到解救自己的道路吗,还是永远做一个“行而不知归”的“失家者”呢?

与一郎不同,阿直的形象却是有点模糊的,像雾里看花,让人看不分明。二郎是这样形容阿直的:“她仿佛生来就是这样的女人:一方面从一开始就具有不畏自己命运的虔诚之心,另一方面又具有不畏他人命运的秉性。”“她从嫁到我家那天起,就已经超越了甚至男人也超越不了的某种东西;或者从一开始她就没有必须跨越的墙壁。从一开始,她就是放纵不羁的自由的女人。她迄今为止的行动只不过是不拘泥于任何东西的天真的表现。”这让人想起《春分之后》里“不知畏惧的女人”,而一郎就是“只知怕事的男人”吧,不同的是,女人掩藏了自己的热情。阿直所表现出的矛盾和虚伪,是与一郎不幸的婚姻所致吗,我不知道。

《行人》与《春分之后》一样,也是由几个短篇连缀起来的,除了开头的“朋友”,“哥哥”、“回来之后”和“烦恼”的情节还算比较连贯吧。小说的叙述者是二郎,由他旁观哥哥与嫂子的关系,并也卷入其中。其实,“后三部曲”的写法是一样的,真正的主人公都是由其他叙述者来交待。“朋友”一章与小说的中心关系不大,如果只是作为引子,也未免太长了。

“知人论世”,在漱石的小说里,总能发现他自己的影子,那些闭在书斋里苦苦思索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他的象征。就《行人》而言,一郎与阿直的关系,甚至也是漱石夫妻的一种影射呢。看了由镜子的回忆录改编的《夏目漱石之妻》,我是坚定这种想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