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是夏目漱石后期“三部曲”的第二部，张正立先生将其译为“使者”。有“漱石研究第一人”之称的小宫丰隆在《〈行人〉解说》一文中对小说的题目作了一番简单的探讨，认为将其理解为“行道之人”或“使者”都是不合适；《列子》中有“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的话，作为小说题目的“行人”，很可能就是与“归人”相对的“行人”。以读完小说后的直观感受，我也是认同这种说法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行人》是《春分之后》的续篇，须永和千代子悬而不决的婚姻问题有了结果，他们最终结为夫妻，变成了一郎和阿直。然而正如松本所言，这样的婚姻只会酝酿不幸。

一郎也像须永一样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他追求的是绝对的真，是表里如一，是非此即彼。在他的眼里，爸爸妈妈都是虚伪的人，妻子看来更是如此。但他也想要幸福，想要抓住妻子的心。在与弟弟二郎的谈话中，他提到梅雷迪斯的话：“我看到对女人的容貌心满意足的人就很羡慕；看到对女人的肉体心满意足的人也很羡慕。但无论如何，不抓住女人的灵魂即所谓精神，我是不会心满意足的。因此，我从未经历过爱情。”可是，一郎却不知道如何与妻子阿直交流，他们是思想境界迥然不同的人，永远不在一个频道上。

阿直在思想上是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在行为上却又是一个旧时代的女性，这大概就是她的虚伪之处吧。她感到丈夫是看不起自己的，因而对丈夫也很冷淡。她曾对二郎说：“像我这样的，正如父母亲手栽的盆花一样，一旦栽上就完事大吉，只要没有人来挪动就再也动弹不了啦，而且只能一动不动，直到枯死。”与对一郎的态度相反，阿直对二郎是很热情的，在和歌山的风雨之夜与二郎同宿时，她的那些话让人浮想联翩。难怪一郎会怀疑妻子与二郎的关系，并让他去试阿直的贞节。一郎甚至讲了保罗和佛兰切丝卡的故事，在他看来，妻子与弟弟的关系是更自然的，而这正是他一直追求却得不到的。只有与二郎独处时，阿直才表现出自己的本性，不必加以掩饰。

一郎的为人是很容易就懂的，他是漱石小说中一贯的知识分子形象，是苦沙弥、须永一类的人，与“前三部曲”中的三四郎等人相比，出世的愿望更为强烈。一郎是个敏感的人，他的思想超过了社会，他要求对方与自己一样，但这是不可能的，因而感到痛苦。在《春分之后》里，松本说须永必须要轻薄才能解救自己，而摆在一郎面前的路却是死、疯或入教。一郎和H君关于宗教有过一番讨论，一郎说“神就是自己”，这大概就是漱石提出的“则天去私”的境界吧。一郎真的能找到解救自己的道路吗，还是永远做一个“行而不知归”的“失家者”呢？

与一郎不同，阿直的形象却是有点模糊的，像雾里看花，让人看不分明。二郎是这样形容阿直的：“她仿佛生来就是这样的女人：一方面从一开始就具有不畏自己命运的虔诚之心，另一方面又具有不畏他人命运的秉性。”“她从嫁到我家那天起，就已经超越了甚至男人也超越不了的某种东西；或者从一开始她就没有必须跨越的墙壁。从一开始，她就是放纵不羁的自由的女人。她迄今为止的行动只不过是不拘泥于任何东西的天真的表现。”这让人想起《春分之后》里“不知畏惧的女人”，而一郎就是“只知怕事的男人”吧，不同的是，女人掩藏了自己的热情。阿直所表现出的矛盾和虚伪，是与一郎不幸的婚姻所致吗，我不知道。

《行人》与《春分之后》一样，也是由几个短篇连缀起来的，除了开头的“朋友”，“哥哥”、“回来之后”和“烦恼”的情节还算比较连贯吧。小说的叙述者是二郎，由他旁观哥哥与嫂子的关系，并也卷入其中。其实，“后三部曲”的写法是一样的，真正的主人公都是由其他叙述者来交待。“朋友”一章与小说的中心关系不大，如果只是作为引子，也未免太长了。

“知人论世”，在漱石的小说里，总能发现他自己的影子，那些闭在书斋里苦苦思索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他的象征。就《行人》而言，一郎与阿直的关系，甚至也是漱石夫妻的一种影射呢。看了由镜子的回忆录改编的《夏目漱石之妻》，我是坚定这种想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