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皆岁月,岁月著文章
我对萧乾先生的印象,几乎都在《尤利西斯》的译者这一身份之上,而他的通讯和小说却从来没有看过。这本《文章皆岁月》,是萧乾晚年所作的随笔集,篇目由文洁若先生选定,是对自己的人生——特别是建国以后的人生——的回顾与反思,语言平实,情感真挚,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多面性格。
萧乾的一生,正如他自己的总结,少年和中年是不幸的,但青年和晚年是幸运的。萧乾是一个遗腹子,相依为命的母亲在他十岁那年去世,之后跟着三堂兄生活时又经常挨打。虽然生活贫困,但萧乾进了一所可工读的教会学校,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对于教会学校的强迫式信教,萧乾直到晚年都很反感,而对于学校里的不公平现象,他曾组织学生会进行反抗,并因此入狱,多亏了身为美国人的四堂嫂的营救才脱险。由于上的是教会学校,又有一个来自美国的堂嫂,萧乾自小就有很好的英语底子,考辅仁大学时英语接近满分。
由于和校方的矛盾,萧乾未能拿到高中毕业证,于是去了汕头教书,并在那里迎来了自己的初恋,也是一个贫困的女子,两人曾梦想下南洋,但最终女子却被迫嫁给了他人。悲痛的萧乾返回北京,报考辅仁大学并被录取,之后与教授发生矛盾,又到了福州去教书,再次回京后转入燕京大学,毕业后进了《大公报》。1939年萧乾赴英,在剑桥大学任教读书,随后又作为记者奔赴欧战战场。二战结束后,萧乾回国,为了得到一所房子,曾在复旦大学兼职任教,主业仍是记者,由于经常出差,萧乾会让英籍妻子代课,不过两人于48离婚。新中国成立之际,剑桥邀请萧乾赴英任教,考虑再三后他还是回到了北京,萧乾说这是出于对故乡的眷恋。
建国后萧乾的遭遇和很多知识分子相同,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由党所决定。一开始萧乾在一个对外宣传出版部门工作,周围都是与自己相似的留洋之人,没有太多的违和感。“三反”运动中,为了完成指标和自我保护,萧乾曾参与指控一个党员为大贪污犯的行动1。后来萧乾调到其他单位,并认识了文洁若,两人很快相爱,没有举行婚礼,只是去民政局登记便结婚了。当时住家的邻居都是一些有过革命经历的人,萧乾与他们之间便存在一道鸿沟,而他也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卑,事事小心。
萧乾的经历虽然丰富,但却与国共两党没有太多的牵涉,早年曾为了不入国民党而拒绝当官,也曾拒绝担任国民政府的驻英公使,抗战期间一直在国外,既没去过延安又未到过重庆。在文艺界,他似乎也没有什么站队行为,只是45年回国后曾因发表意见开罪过某位学术泰斗。然而,留洋经历却成了萧乾的“原罪”,他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之后又被划为“洋奴”,但相比一些人,萧乾受益于背景单纯,挨的整似乎少一些,至少没有多少身体上的虐待。即便如此,不堪凌辱的萧乾也选择了自杀,他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但被一个善良的医生救活了。
大概是小时候家里贫困,无所依靠,又是母亲唯一的孩子,萧乾养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这在建国后表现的更明显。决定回北京后,萧乾便通知海外的友人,以后不要再给自己写信,从而断绝一切海外关系;对于美籍的堂嫂,萧乾与她住在一个胡同里六年之久,却从没有来往过;对于政治问题,萧乾也懂得“在枝节问题上可以发发言,在大政方针上却不可说三道四”。然而,这一切行动并不能让自己安然无恙,在那个失去理性的年代,什么问题都可以上升为政治问题,随便一个借口便能将人打倒在地不得翻身。萧乾并不是遇罗克、张志新这样的勇士,但他能独善其身,不出卖他人,不阿谀逢迎,已经难能可贵了。
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的萧乾,晚年的文章充满了平静的趣味和人生的智慧,在遭受了二十多年的磨难后,他对于在别人看来并不舒适的生活状况已经满足,只是想在余生多做一些工作,追回白白浪费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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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老唐,我对不住你》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