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萧乾先生的印象，几乎都在《尤利西斯》的译者这一身份之上，而他的通讯和小说却从来没有看过。这本《文章皆岁月》，是萧乾晚年所作的随笔集，篇目由文洁若先生选定，是对自己的人生——特别是建国以后的人生——的回顾与反思，语言平实，情感真挚，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多面性格。

萧乾的一生，正如他自己的总结，少年和中年是不幸的，但青年和晚年是幸运的。萧乾是一个遗腹子，相依为命的母亲在他十岁那年去世，之后跟着三堂兄生活时又经常挨打。虽然生活贫困，但萧乾进了一所可工读的教会学校，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对于教会学校的强迫式信教，萧乾直到晚年都很反感，而对于学校里的不公平现象，他曾组织学生会进行反抗，并因此入狱，多亏了身为美国人的四堂嫂的营救才脱险。由于上的是教会学校，又有一个来自美国的堂嫂，萧乾自小就有很好的英语底子，考辅仁大学时英语接近满分。

由于和校方的矛盾，萧乾未能拿到高中毕业证，于是去了汕头教书，并在那里迎来了自己的初恋，也是一个贫困的女子，两人曾梦想下南洋，但最终女子却被迫嫁给了他人。悲痛的萧乾返回北京，报考辅仁大学并被录取，之后与教授发生矛盾，又到了福州去教书，再次回京后转入燕京大学，毕业后进了《大公报》。1939年萧乾赴英，在剑桥大学任教读书，随后又作为记者奔赴欧战战场。二战结束后，萧乾回国，为了得到一所房子，曾在复旦大学兼职任教，主业仍是记者，由于经常出差，萧乾会让英籍妻子代课，不过两人于48离婚。新中国成立之际，剑桥邀请萧乾赴英任教，考虑再三后他还是回到了北京，萧乾说这是出于对故乡的眷恋。

建国后萧乾的遭遇和很多知识分子相同，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由党所决定。一开始萧乾在一个对外宣传出版部门工作，周围都是与自己相似的留洋之人，没有太多的违和感。“三反”运动中，为了完成指标和自我保护，萧乾曾参与指控一个党员为大贪污犯的行动¹。后来萧乾调到其他单位，并认识了文洁若，两人很快相爱，没有举行婚礼，只是去民政局登记便结婚了。当时住家的邻居都是一些有过革命经历的人，萧乾与他们之间便存在一道鸿沟，而他也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卑，事事小心。

萧乾的经历虽然丰富，但却与国共两党没有太多的牵涉，早年曾为了不入国民党而拒绝当官，也曾拒绝担任国民政府的驻英公使，抗战期间一直在国外，既没去过延安又未到过重庆。在文艺界，他似乎也没有什么站队行为，只是45年回国后曾因发表意见开罪过某位学术泰斗。然而，留洋经历却成了萧乾的“原罪”，他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之后又被划为“洋奴”，但相比一些人，萧乾受益于背景单纯，挨的整似乎少一些，至少没有多少身体上的虐待。即便如此，不堪凌辱的萧乾也选择了自杀，他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但被一个善良的医生救活了。

大概是小时候家里贫困，无所依靠，又是母亲唯一的孩子，萧乾养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这在建国后表现的更明显。决定回北京后，萧乾便通知海外的友人，以后不要再给自己写信，从而断绝一切海外关系；对于美籍的堂嫂，萧乾与她住在一个胡同里六年之久，却从没有来往过；对于政治问题，萧乾也懂得“在枝节问题上可以发发言，在大政方针上却不可说三道四”。然而，这一切行动并不能让自己安然无恙，在那个失去理性的年代，什么问题都可以上升为政治问题，随便一个借口便能将人打倒在地不得翻身。萧乾并不是遇罗克、张志新这样的勇士，但他能独善其身，不出卖他人，不阿谀逢迎，已经难能可贵了。

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的萧乾，晚年的文章充满了平静的趣味和人生的智慧，在遭受了二十多年的磨难后，他对于在别人看来并不舒适的生活状况已经满足，只是想在余生多做一些工作，追回白白浪费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