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共和国 74 年冬天感染 JPX 病毒的。那是异常寒冷的一日，早上醒来便觉得喉咙不舒服，被窝里的凉气直扑肌肤，使我惊讶于自己身体的热量竟不足以温暖这七尺之地。

办公室里已经有很多人染病回家，走过他们的工位，在自己的椅子上坐好后，我习惯性地脱掉外套，却觉得有点冷。大概是室内的空调开的低了，毕竟今天是周六，上班的人比平日少，而今年的寒气又重。

午休过后，身子有点热，量了体温，还不到发烧的程度，一起吃午饭的同事却觉得难受回家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全身越来越乏力，头也有晕眩的感觉，再无精力看电脑屏幕上的回显。是时候和病毒打个招呼了。

JPX 病毒已经在全世界肆虐了三年多，但在共和国内，很多人一直都幸运地远离它，包括我在内。这应该归功于政府那近乎剥夺人身自由式的严防死守政策和巧妙的统计方式——一个人可以死于心脏病、癌症、感冒、车祸甚至是辱骂元首，唯独不会死于 JPX 病毒。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病毒被冠上了元首的名字而多了一份仁慈吧，就像那种以元首的姓氏命名的甲虫，有了这份加持，将来一定会滚出比其他甲虫更大的粪球。在共和国内，元首是那么迫切地要活在人们的眼前和心中，电视屏幕和报纸的版面有多大，他的形象就有多大；从幼儿园的孩子开始，就要捧着以元首为封面的书学习他的语录；如果共和国的人民有信仰的话，那么他们在餐前的祷词一定是感谢元首而不是基督。

然而，坚决奉行了三年的严防死守政策，却在一夜之间被废止了。以前，我一直不相信人的脖颈可以 180 度转向，直到元首的出现，他有着藐视一切物理学和生物学法则的能力，而上一位拥有这种超能力的人，正在福尔马林里泡着。

转变是在元首参加国外会议期间发生的，显然全国举手大会上出的岔子并没有影响他的心情，反而平添了几分自信。三年来难得敢于走出他的宫宇，元首自然要孔雀开屏式地炫耀一番，兴之所至还对枫叶国的领袖颐指气使，好不威风。而在共和国内，校园里的青年和街头的市民正在呼喊口号，虽然并不整齐，敢对元首不敬的人也只有少数。这正好是算账的机会，政治账、经济账，这种账，那种账，算来算去，唯独没有科学的账本。

算账的结果，便是达尔文的八字箴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在享受着失而复得的可以不经过一层面罩而直接呼吸空气的自由时，也见证了一个物理学上的奇迹，那是由领袖创造出来的，他轻轻的一个响指，便让共和国的时光倒流回了三年前。如果明年冬天，瑞典皇家学院的讲台前不是元首在致辞，那将是物理学史上的最大黑幕。

在持续了一天半的发烧后，我的身体便恢复正常了，这是年轻在自然界的天然优势。然而共和国的很多人已经不再年轻，不管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一个自然而体面的死亡不应该成为奢望。可是，正如共和国的历史上没有饿殍遍野，也鲜有人死于 JPX 病毒——那种以元首命名的对共和国人民格外仁慈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