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社会尤其重精神、讲气节，这不单是儒家的影响，也是春秋战国“士”之精神的延续。潘光旦先生曾在《国难与教育的忏悔》一文中对“士”的精神做过阐发，但更多地是限于儒家范围内的，而“士”岂是儒家之独有？道家有士，杂家有士，佛家也有士；或者毋宁认为，“士”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群体而存在的，这在春秋战国尤为明显。

东晋的“士”也是一个游离的群体，但相较于春秋战国之士的奔走呼号、见用于廷，他们更多的是避居山林、饮酒清谈。这显然与东汉魏晋的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有关。自王莽篡位，至隋朝一统，其间三百多年是中国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西晋虽然也曾统一全国，但是气数太短，不过五十载即亡。汉末以来，盛行一时的察举制逐渐演变为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豪右猖獗，寒士落魄，吏治混乱，朝廷腐败。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诗人鲍照也发出了“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的铿锵之音，一抒胸中郁闷。

陶渊明正是这广大寒士中的一员，虽然其曾祖陶侃贵为东晋开国功臣，封长沙郡公，但因其出身寒门，子孙无权承袭爵位，到陶渊明时家道早已中落。颜延之在《陶徵士诔》中记述陶渊明少时的生活“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可见贫苦。陶渊明的父亲早丧，史书上连他的名字都没有记载，倒是外祖父孟嘉对其影响较大。孟嘉也算是当时的名士，流传有风吹帽落的故事，颇有嵇阮遗风。陶渊明在三十八岁时（晋元兴元年）写了一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在文中他称外祖父：“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色。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这和后来的陶渊明倒是颇为相似。

陶渊明少时大概也胸怀济世之志，这在他五十多岁时写的《杂诗》中有所体现：“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年壮志，像大鹏展翅，何其雄壮！“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一诗虽然是诗人在四十多岁时写的，但这股高亢之风一反常态，渗透着诗人的雄心。类似风格的还有《咏荆轲》等诗，龚自珍称赞这些作品“二分梁父一分骚”。

陶渊明虽出身贫寒，但并非做官无门。然而史书记载他早年并未为官，二十九岁时因“亲老家贫”才起为州祭酒，不日就自己辞归了。后来陶渊明又陆续做过几次小官，最后一次是彭泽令，因奔程氏妹丧辞官后就再未出仕。在《归去来兮辞》一文中，陶渊明表达了自己辞官后的愉悦心情，“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陶渊明的隐居，在东晋的乱世中，并不算特殊的现象；在同时代的人中，他也并不显名。在陶之前，有过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他们不满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却又无可奈何，只好谈玄论道、饮酒赋诗，借此排遣内心的痛苦。不过，竹林七贤虽竭力和政治划清界限，但是并不彻底，尤其山涛后来都致仕了，所以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隐士。陶渊明不同，他真正做到了“出世”，虽然数次为官，但这是为了赡养老母或者为了逃兵役才出此下策。陶渊明可谓是个完全游离于当时社会的人，国家大事、民生疾苦似乎都入不了他的法眼，都不如自己饮酒弹琴、赋诗耕作来的重要、来的惬意。我觉得陶渊明和民国时的梁实秋、“礼拜六”等人颇为相似，任天下风云变幻，我且“独善其身”。在陶渊明的诗中，我们读到的大都是田园之美，耕种之趣，饮酒之乐，辞官之快，间或人生无常之感慨，几乎都是一派轻松的调子。然而当世的吏治黑暗、生灵涂炭，在陶诗中几乎不见痕迹，这不禁让人大失所望，深为佩服陶渊明“眼不见心不烦”或“眼见心不烦”的超然心态。

话说回来，这样的生活态度似乎也无可厚非，文革时期钱锺书先生正是以此保住了名节和人身。所以，陶渊明的这种精神在后世逐渐受到推崇也就不足为奇了。前文已经提过，中国的士人重气节，而陶渊明正是这样一幅遗世独立的写意山水画，寥寥几笔，淡远幽深，最合士人的口味。其实，在后人看来，陶渊明的隐居算是对黑暗统治的一种无声反抗，而对他自己来说可能只是单纯的无奈。我想，陶渊明应该是个软弱无能的人，这大概也是他能够无心为官，甚至对家庭也不甚负责的原因之一吧。

王国维先生有言：“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又言：“‘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从王氏的观点来看，陶渊明是有忧世的情怀的，而萧统也说陶渊明的诗文“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的确，有些诗虽着墨颇少、不着痕迹，但还是能映射一些时事，不过像《蒿里行》这样的诗是找不见的。陶渊明虽然“出世”之人，但对社会现状却有深刻的认识，否则不可做到超然物外。陶渊明能出能入，其诗看之虽简单，读之却隽永。

总而言之，陶渊明的出世精神是中国传统思想宝库里的一颗明珠，他教给世人的不是治世之道，而是洁身自好之术，如孔子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一样，在贫穷的环境中，在黑暗的环境中，都能不失气节，不受诱惑，保持独立的人格，真正地“忧道不忧贫”。就这点来说，是需要当今的人们反思和借鉴的。

古人有大隐小隐之说，我认为的，陶渊明的精神可学，但其做法已不适应现代生活了，不论是桃花源还是乌托邦都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真正的桃源只能在自己的内心中寻得，也只能在自己的内心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