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的「除名毁忆」与西汉的「春秋断狱」
一、前言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并无传承与模仿的关系，它们更像是两条独立发展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只不过由于某种因素，使得它们看起来好像是孪生兄弟，本文所论的“除名毁忆”和“春秋断狱”大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除名毁忆（damnatio memoriae）是对人身后之名进行制裁的一种刑罚，主要见于罗马共和国晚期及帝国时期，其施予的对象是犯有“叛国罪”或者在帝位之争中失败的“国家公敌”或者贵族，实质上是独裁者（皇帝）用以维护自己君主专制统治的一种方式。无独有偶，在中国的西汉，法家化了的儒家（代表人物为董仲舒）也提出一种刑罚的方式，谓之“春秋断狱”，即以孔子所著、经由公羊家和董仲舒等汉儒释解过了的《春秋》一书为量刑依据，对犯罪之人不但要灭其身而且要诛其心的刑法。从时间上来说，西汉的“春秋断狱”显然要早于罗马的“除名毁忆”，不过两者之间并无任何直接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两个民族的统治阶级独有的“智慧”，但是它们手段的相似性，与目的的相同性，还是不得不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
二、古罗马的“除名毁忆”
1、古罗马的历史
不妨先谈一下罗马的历史。公元前509年（中国正处于春秋末期），罗马人卢修斯·朱尼厄斯·布鲁特斯（Lucius Junius Brutus）发动人民起义，驱逐了暴君高傲者塔克文（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结束了罗马王政时代，建立了罗马共和国，他本人也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位执政官（Consul）。罗马建国伊始只是一个区区小国，主要矛盾集中于贵族和平民之间，而《十二铜表法》的颁布削弱了贵族的特权，部分地保护了平民的利益，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进入公元前5世纪初，罗马开始了自己对外征伐的历史，特别是经过三次布匿战争（前264年-前146年）和四次马其顿战争（前215年-前148年），罗马独占了地中海霸权，不过国内的矛盾也日渐凸显，先后爆发了西西里奴隶起义和斯巴达克起义。公元前83年，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迫使公民大会选举自己为终身独裁官，开创了罗马历史上军事独裁的先例。公元前48年，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在内战中击败庞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成为终身独裁官，但四年之后即遇刺身亡，罗马内战又起，最终在公元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Gaius Octavius Thurinus）“奥古斯都”（Augustus）的尊号，建立元首制，自此罗马帝国取代了罗马共和国。
从共和国到帝国的转变中，罗马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仍旧是奴隶制国家，实行贵族政治。贵族是罗马社会最重要的阶级，也是一股最为强大的政治力量，是维护统治的基石和颠覆统治的祸根。贵族通常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其成员之间并不一定具有血缘关系（罗马贵族就喜欢通过收养子女来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在帝国时期，这个制度也成为保证帝位顺利交班的手段：皇帝把他选定的继承人收为养子），但是却有着无法割断的纽带——维护家族的名声，巩固家族的地位。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个人利益是无法与家族利益相提并论的，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家族利益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2、古罗马的名誉观念
谈到这里也就不得不说一下古罗马人的名誉（荣誉）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大概有三个渊源：古罗马的神话故事，古希腊的英雄传统和根深蒂固的贵族制度。任何一种神话都是肇因于人们的崇拜心理和求知渴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与古希腊神话相比，古罗马的神话要简单朴素得多，在早期有着明显的“万物有灵”和“崇拜自然”的特点，不过后来在伊特鲁利亚人和希腊人的影响下，罗马的神开始拟人化，甚至与希腊神话混流。在这些神话中，有着许多关于名誉和荣誉的故事，我们可以说这是罗马人观念的抽象的产物，但是当它们以固定形式口耳相传之后，便对罗马人的精神生活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希腊文化对罗马社会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神话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等方面。古希腊是一个英雄的时代，而英雄最看重的就是荣誉和名誉，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得到印证，难道阿伽门农不是为了自己的名誉而发动了特洛伊战争吗？罗马人很好地继承了希腊人的这种观念，而贵族制度则使得这种观念不断地加强。何谓贵族？贵族与平民的区别何在呢？贵族之所以为贵族，就在于他们的血统和爵位，而贵族想要维护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要维护自己的荣誉和名誉，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罗马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罗马人对于名誉的重视。其中，人法对“人格”（caput）涉及到的三种身份作了严格的划分：自由人身份、市民身份和家庭身份（地位）。这三种身份的有无和高低影响到人格的充实程度。罗马法中有一项刑罚叫做人格减等（capitis deminutio），是指上述三种身份发生灭失的情况，是人格在法律上的降低或者”死亡“，而不论自然人是否依然在世。根据身份的重要性，人格减等分为最大人格减等（自由人身份的丧失以及随之发生的市民身份的丧失）、中人格减等（市民身份的丧失）和最小人格减等（家庭地位的丧失）。此外，罗马法中还有一项罪名叫“不名誉”。这里所说的名誉“是一种未受到损害的或者根据法律或习俗而赋予的尊严状态，它可以因犯罪或者依据法律而被削弱或被剥夺”。 与“不名誉”相类似的名誉减损情况还有“监察官记过”（nota censoria）和“秽名”（turpitudo），与前者相比，后两者的道德评价意义要重于法律评价。
3、一个案例——皮索案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除名毁忆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的，这也难怪它会成为维护君权统治的一种“极刑”。除名毁忆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便是发生于公元20年的老皮索案。日尔曼尼库斯（Nero Claudius Germanicus）是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提比略（Tiberius Claudius Nero）的养子和第三任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的父亲，颇受人民爱戴，但于公元19年被害，凶手直指前叙利亚行省总督老皮索（Gnaeus Calpurnius Piso）。元老院对老皮索进行了审判，并列出其种种大逆不道的罪行，但却否定了他对日尔曼尼库斯的死直接负责。虽然老皮索最终被判处死刑，但是元老院认为他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还要在他死后继续对其进行制裁，也就是所谓的除名毁忆，包括禁止子女悼念，清除雕像和人像面具等措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除名毁忆就是要消除一个人存在过的痕迹，让人们无从怀念而只能遗忘。
三、董仲舒和“春秋断狱”
1、儒家的法家化
“春秋断狱”又名“经义决狱”，望文生义就是以《春秋》（经义之理）为标准来对犯人进行审判和定罪，这一做法的始作俑者正是西汉大儒董仲舒。
我们知道，秦朝是一个以法家思想治国的王朝，这种思想的直接来源便是韩非。法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尊君卑臣，这也是他们能得到帝王青睐而成为显学的主要原因。《韩非子》的“主道”篇说：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君臣的尊卑之分可见一斑，这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此外，法家还提出了一套巩固统治的办法，《商君书》的“赏刑”篇说：
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
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其中“壹教”就是统一教育、统一思想、统一价值标准，而“壹赏”和“壹刑”则是“壹教”的双重保证，如此一来，天下只有一个标准，而这标准的制定者无疑就是君主，其意图显然是在加强君主专制。其实，黄老学派也有类似的思想，他们理论的核心是“道”，而唯有“正人”（人君）才能掌握此“道”，其心昭然若揭。
秦朝灭亡后，西汉取而代之，由于连年战争使得民生凋敝，汉初的统治者们主要采用黄老学派的思想来治理国家，也即“无为而治”，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是，法家所建立的制度并没有消亡，而是延续了下来。秦朝的“焚书坑儒”使得儒家元气大损，但有汉以来，儒生在政治上又开始活跃起来，比较著名的有叔孙通、公孙弘等人，不过他们的学说已经不是纯正的孔孟之学了。董仲舒在景帝时做过博士，讲授经学，武帝时举贤良对策，答以“天人”三策，得到武帝赏识。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此举一下子奠定了儒家在以后各代封建王朝中的显学地位，但试问，这与法家的“壹教”有什么区别呢？与秦朝的“焚书坑儒”又有何区别呢？只不过手段更为温和罢了。
董仲舒的本意或许是好的，他还秉持着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的思想，想要规劝统治者“以德治国”。但西汉以前的历史已经表明，儒家的路在很大程度上是走不通的，而法家才能使国家强大，特别是进入封建时代后，加强君主专制成为了皇帝们的首要之事，与此契合的正是法家的思想。在此情况下，儒家想要成为正统，必须要改革自己，统治者需要什么，他们就要投其所好，这样才能得到重用，于是儒家便逐渐法家化了，所谓“外儒内法”是也。当然，董仲舒也吸收了道家、阴阳家的学说，形成了“天人感应”的思想。
2、“春秋断狱”
儒家既已成为官方学说，自然要为君主服务。皇帝要杀人，除了引据法律条文以外，还要在儒家经典中找依据。汉武帝就很欣赏公孙弘以儒术缘饰吏事，《汉书·循吏传》序也说：
孝武之世······唯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兒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
何谓“润饰”呢？《史记·酷吏张汤列传》载：
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
张汤是历史上有名的酷吏，他替武帝杀人，还要以儒家经典来缘饰，无异于以儒家之虚行法家之实。淮南王刘安谋反之后，众人论罪，胶西王引春秋“臣无将，将而诛” 之文定其罪，按说依照汉律“大逆无道”、“谋反”已是死罪，胶西王此举岂非多余？其实不然，中国历史上有些帝王杀人，不但要毁灭人的身体，还要毁灭人的精神，这与古罗马的“除名毁忆”何其肖也，明清的“文字狱”不也正是肇始于此吗。戴震有言：“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与某书》），余英时也说：“硬刀子和软刀子同时砍下，这是最彻底的杀人手段。”
《春秋》在汉儒（公羊家）的改造之下，变得特殊化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圣人之作、道德权威、监督力量、变革力量、预言力量和道德评判。公羊家认为，秦律仅关注人的行为而忽视人的动机，这使得它自身存在很多缺陷。董仲舒则进一步认为，合法律性（legality）并不必然等同于合道德性（morality）。所以在对《春秋》释解中，他们糅合了经改造过的秦律，使得《春秋》具有道德教化和刑罚强制两方面的作用，为统治者所利用。
我们不得不承认，董仲舒提出的“春秋断狱”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尤其是在建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巩固国家的统一、完善古代法律理论等方面，“为政以德”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体现。但是，这种“以理杀人”的做法，在历史上是遗毒无穷的，成为君主专制强有力的武器。
四、总结
通过以上赘述，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古罗马的“除名毁忆”还是西汉的“春秋断狱”，都是统治者用以加强君主专制的手段，它们的核心就是不但要消灭人的身体，还要一并消灭人的精神和他存在过的证明。相对来说，西汉在这方面要做得更巧妙，统治者以儒家极尽缘饰之能事，暗地里却行法家之实，由此亦可见中国历来就重视思想控制。古罗马的做法似乎找不到太多的法理依据，但是这并不妨碍它的实行。
古罗马和西汉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但却能不约而同地想到这种“诛心灭身”的法子，足可见到一定的规律性和专制统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