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芹泽光治良在『人间的命运——致巴金』一书中回忆了在法国友人邵可侣家中遇到的一个中国人陈君（Mush Chang）的故事。

陈君是留法工读的中国青年，有时会与几个同伴到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家族邵可侣家做客，在芹泽的眼中，这些人说话时动不动就吐痰，给人很不文明的印象。

那时，陈君已经用法语写了一部小说，题目叫《我的母亲》，正在寻求出版，于是找邵可侣夫人帮忙。夫人为陈君介绍了一家小出版社，对方却说除非有某位伟大的法国作家写序，否则不能出版。陈君追问这位法国作家指谁，对方说是瓦莱里。

瓦莱里是不写序的，想拿到他的序文「比拿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贺文还难」。

陈君没有却步，他打听出瓦莱里的故乡，便去那个法国南部小镇寻找与母亲刚去世的大诗人见面的机会。

苦等多日后，陈君终于遇到了出门散步的瓦莱里，他跟在诗人的身边，自顾自地说着已经准备好的话，对方却并不回答。最后，陈君跟着瓦莱里来到了墓园门口，才发现诗人是来祭拜母亲的。陈君愣在门外，为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羞愧。

从墓园出来的瓦莱里和陈君打了招呼，陈君有了勇气跟着诗人一起回去，在路上，陈君又向瓦莱里发表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到达家门口的时候，瓦莱里向陈君要去了他的手稿。两周后，瓦莱里的管家终于给陈君送来了诗人的序文。

陈君和同伴在邵可侣家讲述了事情的过程，并把瓦莱里的序文念给大家听。瓦莱里的序文有16页，标题是『西洋与东方』，其内容让在场的法国文学青年吕西安娜非常激动，她说，「与其说是序文，不如说是瓦莱里的一篇论文呢」。

陈君的小说在那年冬天由一家小出版社出版，吕西安娜给芹泽寄去了自己的读后感。「与她一样，我与其说是为这部小说，不如说是被瓦莱里的序文深深感动。那篇序文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个不幸的时代里渴望世界和平、把希望寄托给未来的人们提供了启示，赋予了勇气。」芹泽在书中这样写道。

吕西安娜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考虑到自己的作品有可能被东洋读者读到，我就不能轻易执笔。当我的小说在日本出版的时候，我写的必须是不需要瓦莱里序文的作品，必须是只靠自身内在的价值得到出版社方面真心支持的作品。」而芹泽，似乎也从陈君的小说中找到了自己能写好小说的信心。

1961年，芹泽与巴金见面时，向巴金打听陈君的情况，巴金毫无表情地答道，「他在台湾。在台北大学教昆虫学。」

那么，这个陈君是何许人也呢？这从网上很容易查到，他就是盛成。

百度百科的介绍中，对盛成充满了溢美之词。『我的母亲』的出版震动了法国文坛，瓦莱里盛赞，纪德、罗曼·罗兰、萧伯纳、海明威、罗素等人高度评价，并被译成16种文字发行。这种盛况，与芹泽和吕西安娜的冷淡倒是形成了一种鲜明对比。

1955年，盛成译出了瓦莱里的『海滨墓园』，巴黎汉学界曾视为大事；有人甚至提议将他的译本再译回法文，认为这样法国就会拥有两个瓦莱里。¹大概是芹泽与汉学界无甚联系吧，否则以他与法国的渊源，也该会听说这种文坛盛事，又何必向巴金打听陈君的消息呢。

我没有查到盛成在台湾大学教的科目，但想来应该不是昆虫学吧。巴金为什么这么说，还是芹泽听错了，这就不得而知了。

同一个故事，在不同人的叙述中，会有不同的样子。是陈君的小说写的并不出彩，还是芹泽内心深处鄙视中国人，抑或是他对小说的内容不感兴趣，这其实并不重要。本来，对文学的欣赏就是个性化的嘛。